在得到学子们一起颌首回应之后，吴争道：“黄驼子确实杀了人，按律法，就得杀人偿命。可我却不觉得，一个为国在战场与敌浴血奋战的人，一个九死一生回到家乡，却发现家破人亡的人，有何理由不让他为他的父亲报仇、手刃仇人呢？”
“黄驼子没有杀人的故意，至少他在回到家，知道家破人亡之前，他没有杀人的企图。这样的人，值不值得被官府特赦呢？”
“值得！”
“应该被特赦！”
无数的声音响起，意思几乎如出一辙，每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都能理解亲人被害，欲手刃仇敌的激愤。
但很显然，这些声仅来自学子。
边上的大部分教员群体，几乎一片沉默。
这就是思想上的隔阂，不是一朝一日就能跨越的。
所以，吴争选择重新培养一代人，而不是去改造一代人。
只有让新一代的人起来了，然后通过社会风气的变化，去潜移默化旧的一代人。
“敢问王爷，如何分辨善法和恶法？”
“善法，必定简单易懂，为百姓所熟悉、理解，所谓耳熟能详者。譬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就算不识字的人都知道。反之恶法，长篇累牍、深奥繁琐，让人无法熟悉、理解的，都可称之为恶法。这话并不偏颇，法之所以为法，是对天下芸芸众生的一种制约，让民众甚至不明白自己行为是否违法的法，这样的法，怎么可能深入人心，被民众拥护和遵行呢？这样的法，无非是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置最广大民众于被动违法的境地。”
“王爷能给我等举个例子吗？”
“可以。”吴争显然是不知道自己坑了自己，“譬如说大明朝的盐政。盐，在咱们海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上天赐于天下芸芸众生的福利……这么说吧，盐的制造成本，不足一文，可我们在市场上购买的盐，却需要六、七文一斤，相当于三、四斤米价，往西北方向，甚至可以卖到九文、十文一斤。这其中的差价去哪了？”
“是朝廷征收了吗？不，明初盐税为二十取一，专营之后，为一成，当然，之后越收越多，但从没有超过三成过。崇祯年间，朝廷的盐税每年仅三十多万两，按保守计算，以人头平均，一人一年用盐两斤，一户五口人，每年用盐十斤，以一千五百万户计，这其中的利差近九万万文，以眼下一比四百文的兑换，折银约二百多万两。”
“可问题是，朝廷仅收了三十多万两，仅占利差不到二成，那银子去哪了？除去损耗，怕是全进了官商勾结的腰包。民众买卖私盐犯法，可又每日离不开盐，纳的高额赋税却入不了国库，这就是恶法，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置最广大民众于被动违法的境地。”
有另一学子大声问道：“既然如此，王爷何不急民所急，废除此等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