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州若没有易主，他就为大宋好好治理地方。
若是同军打过来，其人就随众人投降。
王伦自认为官以来，所任皆有所成，已经对得起赵官家的恩遇了。
至于振兴家族的重任？
十几年前，曾有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其人面前，可惜
唯一令王伦难堪的，受降者会不会是当初一起行辽的商队故人？
其人显然是多虑了。
同军第五军军正牛皋倒是王伦的老熟人，但牛军正坐镇开德府管控大局，濮州这种级别的“小战”哪里用得着他亲自出面？
而接管濮州的师正解珍是登州才加入同舟社的“新人”，根本不认识他王伦。
人的一生总会面临能够决定终身的命运十字路口，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选择“最正确”的道路，难受的是一旦选择了便没有后悔药。
济州治所巨野县，大宋知济州事兼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也在面临艰难的选择。
濮州守军对得起苏副经略使的信任，经过整顿的他们远比袭庆府的同袍们更靠谱，一直坚持到了同军入侵都没有崩溃。
甚至，还及时向济州发出了示警信息。
但未发一矢就直接投降的“战果”，还是打了苏相公一个措手不及。
而同军这次一反常态，放弃了以往经滑州南下直接攻入开封府的战略，先攻打濮州扫除外围，就使得以东线任城为重点的济州洸水防线变得很尴尬了。
苏迟不得不考虑同军跳过无险可守的郓城，由东平府和濮州水陆两进直接攻打济州治所巨野县城的可能性。
其人并没有守住济州不失的奢望，只想尽可能多拖住同军几天就行。
术业有专攻，巨野野城中兵微将寡，若遇同军突袭，十有八九会当场崩溃。
若是如此，自己又如何对得起天子的信任和重托？
战局急剧变化并没有给苏副经略使多犹豫的时间，仅仅两个时辰后，濮州雷泽县发生兵变知县遁逃城的消息就传到了济州。
雷泽县在濮州东南侧，同军据有雷泽后，无论是南下拿下广济军，还是东进攻打巨野县，都只是一步的事。
到了这个时候，死守洸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苏迟只能急召驻守任城的京东西路兵马副总管范琼赶紧率军回防。
但济州形势大坏，已非人力可以挽回。
苏迟派出的信使还没有赶到任城，西北面就再次传来了急报：
郓城县土豪晁盖聚众造反，已攻入合蔡镇截断官军退路。
晁盖是郓城县坐地分赃黑白通吃的一方好汉，在整个济州黑道都小有名气。
李子义大闹京东路后，为限制反贼的活动半径，大宋朝廷逐步加强了对京东西路的治安控制，导致晁盖手中的很多“生意”无法继续。
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晁盖的保护伞——郓城押司宋江也因新任知县的刻意打压，活动能力骤减。
而朝廷屡战屡败后挖空心思不断加税，即便是包税自肥的晁盖等人也面临百姓逃难
收不到税的困扰。
这段时间是晁盖和宋江此生最灰暗的日子，事事不如意，过得相当憋屈，但在朝廷的严密盯防下，二人也只能做个老实“顺民”。
再后来，徐泽与朝廷公开决裂，同军一战震天下，软弱的大宋朝廷只能割地赔款以求平安，其中就包括紧挨济州的东平府。
如此一来，济州由后方变成了前线，抵御外敌的压力大过了内部客观存在的矛盾。
守土有责的济州官府迫切需要团结境内各种力量，以防范“同贼”对济州的渗透，并在关键时刻挡住同军的进攻。
由此，勒在晁盖等人脖子上的绳子终于松去，还因为官府要求重建保甲加强巡防，让其人获得了少量的武装力量，家业再次做大。
而宋江身在县衙之中，每月都要亲手处理大量的钱财账簿数据，最是清楚大宋基层组织饮鸩止渴的现状。
另一边的同舟社却是是欣欣向荣，对比不要太强。
得知恩主时文彬出任东平府知府，且同舟社治下小吏亦有机会为官后，其人便毅然做出了放弃大宋主动投奔同舟社的心思。
出逃前，宋江找过自己的结义兄弟晁盖。
晁盖当然也想谋富贵，但其人身为土豪，根基全在郓城，一旦离开了这一亩三分地就什么都不是，自不可能拍拍屁股就跟着宋江跑路。
宋晁二人本就是以义气为遮掩的黑白勾结组合，最终也因为各自的利益点不同而分道扬镳，自此再难有交集。
此后，徐泽以河北东c西和京东东路三路之力，扛着大宋的压力北伐灭辽，建立了大同，晁盖的好兄弟宋江也实现了平生夙愿当上了官。
而大同频繁以各种理由挑起两国矛盾，也让济州始终面临沉重的边防压力。
当然，这种压力属于官老爷，如晁盖这等两头都不得罪又都能占到好处的土豪们却是过得不要太欢快，巴不得这种同宋两国的对峙越久越好。
直到袭庆府惊变，朝廷授予苏迟经略京东西路半路的权力令其抵御同军入侵后，这种现状才再次改变。
苏副经略使要抗同，晁盖虽然不会为官府卖命打同军，但也不会公然造反打宋军。
但苏相公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打破官民之间固有的利益格局，逼迫上户们捐献家产共赴国难。
到了这一刻，晁盖才明白大同共建会私下宣传的大宋如何腐败——因为这个腐败真正触及了其人的固有利益。
于是，在同军即将攻入济州的关键时刻，晁盖反了！
整个济州四县，因为苏副经略使的恶政，利益受损而心怀怨恨的上户又何止晁盖一人？
所以，大敌当前揭竿而起的自不会只有一个晁盖。
京东西路兵马副总管范琼前脚才领命率官军撤出任城县，城中剩余兵马就在本地上户的蛊惑下抛弃朝廷，主动开城迎接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