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范镇却认为此举“有煞风仪”，在朝廷唱名时大礼上，竟然坚决不出！因此虽是堂堂状元，却仅得授新安主簿。
不过名声由此刷满，不过数年间，继升东监直讲、知谏院、翰林学士，与欧阳修、宋祁共修《新唐书》，成为史学大佬，与司马光成了亲密战友。
其后请仁宗立太子，前后上书十几道；宋神宗想任司马光枢密副使，王安石任宰相是，范镇连上五道奏章，明确反对变法。
反对李定任命时，还和苏颂一起罢官。
罢官后，范镇乐得玩起老本行，除了历史，音乐是他另一个研究方向。
致仕之后，更是潜心于此，有了苏油提供的商周古代乐器，范镇终于制定出了准确的黍尺，并且研发出多项基于物理学发现的音乐工具，如律尺，龠名、升斗、豆区、躏斛等，最后定准黄钟。
苏油的十二平均律其实只解决了音律的升降问题，其后和司马光一起，根据周代太簇之钟推算黄钟，算是一项可喜的进展。
而随着商周考古不断地取得新发现，各种古代乐器的不断出土，范镇经过对比，发现因为周人的铸造技术不够精密，之前靠太簇孤钟确立的黄钟律，其实也有些偏高了。
经过重新考证和计算，范镇在临终之前，终于完成了这项大业，定出了华夏最正统的“黄钟大吕”，临终叹息道：“此去必屈司马十二于地下也。”
范镇与司马光两人，从年轻时就是好朋友。
司马光的夫人是原礼部尚书张存的三女。婚后司马光常常不进卧室休息，独身在书房里过夜，头枕警枕睡觉。
范镇上门来访，夫人便告状，说司马君实丢自己独守空房。
两人的关系，好到夫人都敢投诉自家夫君不跟自己同房的程度。
两人议论如出一口，而且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
后来两人也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司马光生前为范镇作铭，范镇为司马光死后作传。
但是在学术方面，两人却从来都是据理力争丝毫不让。
关于朝廷乐律度尺的法令，范镇和司马光反复讨论诘难，光书信往返就达数万言，从在秘阁和台谏任职时，一直争到了司马光去世。
遇到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两人就靠下棋来决胜负，司马光一把也没有赢过。
司马光留守在西京洛阳的时候。范镇去看他，只带了自己的后辈范祖禹，去帮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带了《布衾铭》，司马光告诉司马康自己死后就盖这个；还带了八篇乐论，大家继续抬杠。
那一次独乐园会，是苏油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但是范镇对苏家的大恩，早起于苏轼苏辙考礼部试的时候，当时录取二苏的阅卷官，就是范镇、欧阳修、梅尧臣。
之后范镇推举苏轼为谏官，可惜苏洵去世，苏轼丁忧。
谢景温污蔑二苏利用回京官船贩卖私盐，范镇力为辩白。
熙宁十年，苏轼自密州返京，被阻止于京外，改任徐州。
范镇让大苏就寄住于自己在城东郊外的园子里，整整呆了两个多月。
乌台诗案，范镇虽然已经致仕，依然上书力救三苏，被连累罚铜二十斤。
十二平均律在朝廷得用，标志着理工之学开始影响礼制与政治，成为显学。
而这重要的一步，也得力于赵忭、范镇和司马光的大力推崇。
因此苏家人上下，对范镇都异常感恩，皆称“二丈”而不敢名。
范镇胸襟开阔，洞察力极强，在政坛上一贯有高处着眼，大处着力的作风。
其奏章上疏论政，反对冗官，要求军政、行政、财政三个系统亟须通气协调，不要互不相知，各行其是；
特别要求赏民养民，增强国力，方能有效抵御外侮。
否则“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
即便到了千年以后，历史学家们评论宋代政治得失，多言“三冗”，即冗官、冗军、冗政，却空以为大宋繁华，很少从积贫积弱、贫富差距这个角度思考，曾不如千年前一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