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季主和司马谈在做的事情自然远不止一个编纂新历法。
事实上刘彻早就答应和应允过他们一些条件。
司马谈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从而收集天下史料将中国历史原原本本的客观的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记录到今天。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没有国家支持没有二三十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做成。
历史上太史公以莫大毅力写出《史记》。
但事实上史记其实没有完本。
而且缺漏蛮多。
很多著名人物和经典故事都没有录入。
但这不能怪太史公他是以个人之力拖着残躯数十年默默耕耘才写出来史记。
而对这个事情刘彻自然很赞同。
记录历史正本清源这确实是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至于司马季主刘彻答应他的条件是帮助他编纂一部《天官书》和《律书》。
而刘彻自然也鼎力支持司马季主去做这个事情。
天官书表面上看是一种在记录星辰之神的星相学家的书籍。
但实则不然在中国天官在很多时候不是用在宗教范畴而是天文范畴甚至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哲学和人文、地理。
舜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在事实上有关天文学的研究在中国一直就是跟哲学、人文以及地理甚至执政者的执政策略息息相关。
它甚至深入到了诸子百家思想核心之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统一整理和编纂一部官方的《天官书》确实是可以稳固统治进一步强调刘彻的执政和统治合法性的。
至于《律书》那就更了不得了。
自古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律律为万事之根本！
对中国来说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律是十二阴阳律。
阳六律称律阴六律称吕是乐器的声律之学。
这本身就已经很高大上了。
因为中国礼乐不分家礼乐自古就是统治的王道核心！
仅仅是这个原因就足以让统治阶级不得不去慎重对待。
更别提广义上的律无所不包。
它是天地星辰万物万事运转规律的体现是法律法令政策的一个投影。
所以当年汉室初立刘邦在称帝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祭祀兵主蚩尤第二件事情是论功行赏第三件事情是命令萧何‘次律令’。
最明显的一个举措就是废弃秦朝的圣数十二改用五。
这很关键表面大汉帝国跟大秦不是一路人。
除此之外日月五星二十八舍在传统的学术界看来是天地所以运转正常的关键是诞生世界万物的关键。
这就给了刘彻一个钻空子的机会一个掺杂私货的机会。
所以刘彻在跟着两位长者聊了一会后故意借故支开了司马谈和其他人。
只留下他与司马季主独坐室内。